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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2017》发布 经济学家把脉中国金融风险

原标题:《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2017》发布 经济学家把脉中国金融风险

导语

金融危机10年后,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反观国内,中国金融风险也处于高位。当前中国金融风险敞口有多大?

“在2015年第四季度到2017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国的外部传染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以及风险偏好进一步上升,宏观经济风险和信贷风险有所下降,货币和金融条件趋紧。”6月18日,由东航金融与第一财经研究院联合打造的《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China Financial Risk & Stability Report,CFRSR,下称《报告》)如此表示。

《报告》由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担任总顾问,第一财经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担任主编,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肖顺喜担任联合主编;作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高级经济学家孙涛,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高占军,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望正资本全球对冲基金董事长刘陈杰。

《报告》顾问委员会由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亊长李扬、证监会主席助理宣昌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瞿秋平组成。

《报告》引入了IMF的全球金融稳定地图(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Map)方法论,选择外部传染风险、宏观经济风险、货币和金融条件、风险偏好、市场和流动性风险,以及信贷风险六组指标,全面构建了识别描绘和量化评估中国金融风险的体系和模型——中国金融稳定地图(China Financial Stability Map)。

朱民:15%中国企业仍在借新还旧,中国金融风险处于高位

“15%的中国企业ICR(利息备付率)小于1,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企业仍在借新还旧。”6月18日,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管理日趋复杂的金融系统”研讨会暨《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CFRSR)》(下称《报告》)发布会上指出。

朱民表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关联性变化显示,内部关联度加强。从信息走向信心,由信心走向传染,再走向波动。 需要警惕外部经济金融波动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冲击。

《报告》显示,在2015年第四季度到2017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国的外部传染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以及风险偏好进一步上升,宏观经济风险和信贷风险有所下降,货币和金融条件趋紧。《报告》由朱民担任总顾问。

朱民在发布会上指出,中国金融风险处于高位,首先宏观上中国债务水平总体偏高。 微观上,公司债务付息仍然严重。流动性和市场利率紧张。中国金融风险在高位,在这个高位下,如果遇到外部冲击,则会遇到大麻烦。 所以,需要警惕外部经济金融波动对中国经济金融冲击。

ICR(利息备付率) 1-2是属于高风险阶段,2-3以上才是正常水平。数据显示,中国债务水平总体偏高。有15%左右的企业ICR小于1,有15%的企业在借新还旧。朱民称,当外部风险压力到来的时候,这个15%就会扩大。所以微观风险基础不能低估。

孙涛:中国金融稳定面临6大主要挑战

“中国金融风险主要面临6大主要挑战。分别为经济失衡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债务总规模继续上升和影子银行继续扩张;部分城市房价大幅波动;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内外风险传染外溢增加。”6月18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高级经济学家孙涛在会上指出。

孙涛指出,中国金融稳定面临六大挑战,必须从全球资金大循环的角度来分析、判断和维护中国金融稳定。

从短期看,包括反洗钱、反恐怖和信息共享措施在内的资本管制措施有助于维护中国金融稳定从中期看,提升投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国内货币和信贷的增速(去杠杆)有助于中国金融的长治久安。能否实现上述中期目标,取决于国内实质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和速度

《报告》指出,在2015年第四季度到2017年第一季度期间,中国的外部传染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以及风险偏好进一步上升,宏观经济风险和信贷风险有所下降,货币和金融条件趋紧。

对于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孙涛提出化解风险思路与方法:跳出稳定谈稳定。不能为了维持稳定而谈稳定,要抓住维持稳定的根本,只有推进改革才有真稳定。孙涛指出,信心是基础。实体经济增长是关键,私人部门投资是保证,市场化改革和继续开放是方向

“所以要坚持主动改革,促进民间投资,去杠杆和处置不良资产,避免资金大规模外流,推进市场化改革,强化系统性风险监管,给予金融科技和创新以更大的发展空间,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孙涛说。

高占军:中国的债市杠杆率被误读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债市泡沫的议论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中国债市的杠杆率并不高,所以对泡沫的过分担心是杞人忧天。反对者则坚称,有些地产债的发行利率甚至与政策性金融债相当,是过度炒作,而个别机构的投资杠杆已达数十倍,若再不控制可能崩盘。如何评估当前的中国债市,显然具有特别的含义。

“债券市场是非常复杂的,当前的债市杠杆率被误读了。”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高占军在《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2017)》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市场普遍采用的杠杆率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的风险程度。在他看来,当前债券市场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溢出风险等三大风险突出,他认为,应从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完善违约处置机制、重建流动性提供框架以及完善利率体系建设四个角度去应对当前的债市风险。

杠杆率到底有多高

所谓债市杠杆率,反映的是投资者在进行债券投资时,多大程度上使用的是借来的钱而非自有资金,通常用“债券市场整体杠杆率(场内)=债券托管余额/(债券托管余额-融资余额)”来计算。

高占军认为,这是一个过分简单的界定,实际情况远为复杂。比如,上述公式只反映了场内杠杆率,并未考虑场外杠杆(隐性杠杆)情况,场外杠杆率一般通过结构化分级产品和线下融资(如债券代持)等方式而加大,不易测量,而在债券市场热度较高时,其影响往往很大。

“我们托管债券70万亿,融资余额只有四五万亿,所以这样一个公式,无论怎么变,都不会看到有很大的变化。同时,最近这几年中国债券市场的规模增长非常快,最近这三年余额从不到30万亿增加到现在的70万亿。”高占军说,如果仍然从这样的数据来看杠杆率分子和分母的变化,其实这样的杠杆率已经不能说明这个市场的程度了。

另外,持仓量占全市场近60%的银行类机构是基本不加杠杆的。所以,若不将其剔除(即区分总量杠杆与结构杠杆,这在边际上会有相当作用),会有很大偏差。还要考虑存量与流量,因为若只用存量(融资余额)来测算,则流量(融资交易量)的影响就会被屏蔽。此外,期限结构也应被考虑,因为若隔夜融资大幅上升,反映的隐性杠杆是极强的。

“我们融资时,是按照不同的期限来借的。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即借长钱比较多,稳定性就比较高,借短钱比较多,那么稳定性和波动性自然会比较差。因为一旦你续不上钱,大家都会跟着手忙脚乱。这恰恰是过去两年我们融资结构变化比较大的一块,其实是增加了杠杆率。”高占军认为,从场内和场外、总量和结构、存量和流量几个角度来看,债券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系统,而且总规模110万亿的资管,中间非常核心的一块也是固定收益的产品。

因此,债券市场的风险在整个金融风险当中都非常需要关注。

三大风险高企

2016年12月的流动性风险消除后,市场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但并未真正平静。高占军认为,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溢出风险是当前债市非常重要的三大风险。其中,中国在流动性方面本身就存在三个短板。

一是整个金融体系会同时缺钱。在理财市场上,大行的理财产品一向成本最低,但如今,其收益率开始高于银行体系的平均水平,十分罕见,这说明银行体系的资金困难并非局部现象。

二是银行大规模发行同业存单(NCD),其利率中枢接近4.5%,为2015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非但如此,自2013年下半年问世以来,同业存单利率在多数时间大幅低于理财产品收益率,而现在,已持平甚至高于理财产品收益率,显示资金需求不仅强且十分迫切。

“很多中小的银行流动性其实是靠同业存单在维持,每个月存单的发行都是在两万亿左右,高的时候甚至超出这样的数。而现在同业存单的利率向上穿透了银行的理财利率,想一下,银行融资一个月到一年,需要付出5%的成本,这对于银行的体系来讲压力有多大?”高占军说,其实这个钱业内叫作“融资续命”,银行不到一定的状态是不会去融这样的钱的,而这就是目前的状态。

三是相较存款类金融机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日益困难,成本很高。其在银行间市场质押回购融资利率2017年2月28日为3.68%,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2.58%高出110个基点;而自2月初至今,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回购融资成本提高了27个基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却大幅飙升107个基点。考虑到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4万多亿元的回购融资中占比高达30%以上,这种结构性矛盾是相当突出的。

“现在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融资非常的困难,而且成本很高。”高占军说,在极端的时候,市场的平均水平超出了两三个百分点,而这只是平均水平,那么有的机构在拿钱的时候一定会比这个水平高出很多。

第二大风险是信用风险。“中国最近这几年的信用事件增加得越来越多,从2013年开始,这一波信用风险的暴露和持续的时间比较久,而且扩散得比较快。”高占军分析,从违约金额看,两年前是13亿,现在是400多亿;以前只有公募债违约,现在公募债、私募债都出现违约;以前没有国企违约,现在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都违约,同时所有的债券品种都开始违约。

第三大风险是溢出风险,即债券市场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交易风险、信用风险集中爆发时,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向上、向外溢出到其他的金融部门,甚至是波及到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还有其他的金融市场,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溢出风险。

“2016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溢出风险的影子。”高占军分析,2016年12月份这个时点有很多事件同时爆发,包括货币政策从紧、物价水平上升、房地产风险开始出现、信用利差比较窄,以及美联储加息,多重因素共振。能够看到12月份无论国债期货还是中债指数都呈现一个极大的“下冲”,股市、大宗商品和汇率也出现了某种扰动。

他判断,不能排除中国债券市场发生溢出风险的可能性,并且其概率正在增加。

化解风险的四个建议

“2014年前后,我们对影子银行有很多监管措施出台,事后看数据,效果确实非常明显。但是2015年,大家好像就把这件事忘记了。所以2015年、2016年,这些数据又超预期地在往上走。”高占军举例说,这提醒我们,第一,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长效机制,树立标准、建立制度,同时发挥市场的力量,否则后遗症不断。

第二个建议是完善违约处置机制,其中特别关注国有企业的风险化解。在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后,高占军发现,在发生违约时间时,国有企业的腾挪的余地比民营企业腾挪的余地和主动性要弱很多,民营企业在发生违约的时候都在主动的解决,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案多种多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第三个建议是重建流动性的提供框架。因为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都依靠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在关键的时候不能成为流动性的提供者,这样结构有很大问题。所以,需要重建商业银行流动性提供者的角色。高占军说,去年12月份债券代持风险事件爆发,暴露了债券市场场外融资、隐性融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要解决市场的流动性,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融资渠道也是需要考虑的。

最后,他建议完善利率体系。当前一个现实问题是利率体系非常复杂,仅基准利率就多达三四个。美国货币市场的利率体系中,银行、非银都在一个市场中,一起交易,而我们是区隔开,这样的利率体系实际上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我们现在利率到现在已经很市场化了,很多管制已经放开了,但是机构在市场里自由融资,自由定价还做不到,因为有很多窗口指导。”高占军说,这样的窗口指导是有必要的,它能够减少波动,能够让市场定价的秩序变的合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如果市场不能自由定价,机构选择去“黑市”交易,整个利率的体系实际上就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漏洞。

姜超:房市“泡沫”正在形成,限制投机、差别税率、慎重加息

“房地产市场市场已经形成泡沫 ,应对泡沫需要限制投机、差别税率、慎重加息。”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在会上指出。

2016年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一直延续到2017年第一季度,但第二季度开始明显降温。《报告》指出,前期房市过热导致的风险仍未散去,房地产热潮催生了不少风险。姜超指出,房地产市场或正在形成泡沫。当前时点来看,前期推升的居民和企业杠杆仍高,房价上涨放缓但资产泡沫仍存,短期看应该继续限制投机购房,包括限购限贷等政策,以继续巩固前期调控成果,继续挤泡沫。

《报告》显示,从居民买房的贷款杠杆率来看,新增居民中长贷占住宅商品房销售金额的比重,已从2012年的24.9%大幅飙升至2016年的57.3%。这意味着2016年平均首付比例占比不到一半,甚至明显低于美国2007年的相应比例。

从银行角度来看,增量贷款超四成为房地产贷款。存量上,2016年末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为26.7万亿元,占到全部贷款余额的四分之一。增量上,2016年各项贷款共增加12.6万亿元,其中房地产贷款增加5.7万亿元,增量占比达45%。如果考虑银行表外业务,该比例可能更高。

不过近期,随着房贷调控政策与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个人房贷呈现出“量跌价升”态势。 从北京银监局向媒体透露的数据来看,3月至5月,北京市个人住房贷款新发放金额分别为239.21亿元、236.08亿元和218.15亿元,分别比上月减少31.63亿元、3.13亿元和17.93亿元。

在金融监管政策及资金面偏紧的共同作用下,房贷占比下降也在意料之中。央行5月金融数据也体现出这一点。在地产调控背景下,银行按揭贷款投放占比下降,使得支持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上升,信贷结构更加优化合理。

姜超指出,限购限贷为房市降温。地产融资全面收紧,信贷政策收紧,债券融资收紧, 非标、海外发债趋严。谈到2017年房地产市场监管方向,姜超表示,当前时点来看,前期推升的居民和企业杠杆仍高,房价上涨放缓但资产泡沫仍存,短期看应该继续限制投机购房,包括限购限贷等政策,以继续巩固前期调控成果,继续挤泡沫。

姜超认为,供给侧将进一步优化土地供给管理。未来应当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的管理,积极灵活地调控土地供应规模,去除无效供给和低效供给,合理规划用地,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从供给侧助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形成。

姜超表示,长期看应该逐渐推出房产税,并作为地方税制差别化征收税率。但要慎重加息以免刺破泡沫。去年在上海和深圳实施的对二套房认房又认贷,7成首付比例,事实证明非常有效,根本无需动用利率政策的大棒。房地产在各个经济体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既不能对于房地产泡沫放大推波助澜导致房地产过热,也不能猛然挤压导致其破裂重伤经济。

管涛:引入逆周期因子 汇率政策仍面临考验

“引入逆周期因子,汇率改革方向依然未变,在目前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机制下,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实际上是对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的完善。原来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主要反映外部冲击,现在通过逆周期调节,将内部国内经济变量考虑进去,所以是对定价机制的完善。 6月18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在会上指出。

2016年,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外汇市场和国际收支总体上处于“负面情形”,市场信心进一步减弱,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面临较大考验。

不过,2017年截至5月,外汇储备已经连续第四个月回升,跨境资金流动持续回稳。2017年第一季度,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逆差305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分别下降79%和73%,外汇供求关系显著改善。

《报告》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中微观层面的“不可能三角”,即汇率浮动、外汇干预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在面对资本流动冲击的时候,上述三大工具至少要用一个或者是组合使用,我们不可能既不想动汇率,又不想动储备,还不想用管制。

管涛称,多管齐下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风险需要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可信度。其中包括完善市场操作,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今年5月,中国外汇管理中心(CFETS)自律机制秘书处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国确实考虑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主要目的是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羊群效应”。

引入逆周期因子对于汇率改革的方向,以及政策可信度而言将有何变化?

管涛指出,引入逆周期因子,汇率改革方向依然未变,在目前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机制下,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实际上是对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的完善。原来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主要反映外部冲击,现在通过逆周期调节,将内部国内经济变量考虑进去,所以是对定价机制的完善。

“下一步,市场将观测逆周期因子如何操作,到目前为止没看到更多细节。市场担心定价机制透明度降低,这需要在运行中观察。”管涛说。

彭文生:对美国金融风险比较乐观

“从更广的层面来讲,我对美国经济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还是比较乐观的,目前看不到什么大的风险。”彭文生分析,当前美国正处于金融周期上升的早期阶段。

2017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2017年总体处于复苏状态,并带动新兴市场前行,但如果看远一点,美国的复苏是否可持续呢?有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一段时间,按照过往的经验,这 一轮复苏或许已经接近尾声,美国加息也难以持续。到底要如何看待美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呢?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从传统的经济周期视角已经比较难以理解一些新出现的经济和金融现象。

对于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走势,彭文生认为,美国最近一些经济指标比预期要低,但是也不错,虽然力度不大,但这一次经济复苏是超出预期的。“这使我想起,我们是不是回到了危机之前,所谓的’大混合’时代。”他称,危机之前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宏观环境,没有经济过热。

美国的金融风险到底多大呢?“从批发市场看,确实可能有一定的踩踏风险。”彭文生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BIS)研究显示,过去几年,退休基金、保险资金在资产配置和长期利率方面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机制,即长期利率越低、未来长期负债的资产端的收益就会遇到一些问题,被迫买入长期国债,导致长期利率往下走的力度更大。而一旦央行加息、财政扩张,通胀风险增加,整个机制可能会反过来,长期国债上升的利率幅度,比预期也要更大。

“从更广的层面来讲,我对美国经济是否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还是比较乐观的,目前看不到什么大的风险。”彭文生分析,当前美国正处于金融周期上升的早期阶段。

金融周期比经济周期长很多,一个金融周期可以包含多个经济周期。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BIS)的研究,金融周期上半场中,经济如果处于复苏阶段,其力度和时长一般会超过金融周期下半场中复苏的力度和时长。

彭文生判断,美国金融市场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有出现踩踏的可能性,但是大的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可能非常有限。

此外,对于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彭文生认为,需要重新思考金融的结构。“我们这几年都在讨论监管框架改革怎么适应混业经营,但我们要问个问题,混业经营本身是不是对的,是不是要重新思考。我的建议是应该回到分业经营。”他建议,我们还应该重新思考财政跟货币的关系,过去依赖货币政策,以后应该增加对财政的依赖。

刘陈杰:金融监管已临拐点 预期“不会更严”

“杠杆率高也好,负债高也好,都不代表很大的金融风险。但是,如果长时间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的话,就需要谨慎,”刘陈杰表示,这时候加强金融监管还合不合适,值得考虑。

“国内金融强监管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也就是说,不会更加严重了。”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刘陈杰认为,当前金融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此时是否适合再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需要重新考量。

据他观察,当前金融风险发生了一些质变。比如股市与房地产市场之间,2014年之前二者约有10%左右的相关性,2014年之后成为负相关。简言之,资产之间是一种新的“轮动”关系。

“杠杆率高也好,负债高也好,都不代表很大的金融风险。但是,如果长时间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的话,就需要谨慎,”刘陈杰表示,这时候加强金融监管还合不合适,值得考虑。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最新研究,刘陈杰将2015年底的杠杆率作为基年。同时,假定在基准情形下,未来五年每年经济增长率为6.5%,债务利息率则为6%。按照对资本回报率、潜在增速、资本产出比、企业息税前利润、股权融资比例等的假设,对于中国未来五年的整体杠杆率水平进行了模型的模拟后,刘陈杰发现了三条路径。

悲观情境下,即供给侧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下,2017~2020年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维持在2015年底水平。那么,未来五年中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可能还将保持高位,且不断上升,将逐步从2015年底的249% 上升至2020年的325%。

基准情境下,即供给侧改革稳步进展的情况下,2017~2020年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回升速度将维持在 2016年底水平。那么,未来五年中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可能还将保持高位,但缓慢上升,将逐步从2015年底的249%上升至2020年的290%。

乐观情境下,即供给侧改革稳步顺利的情况下,2017~2020年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回升速度比2016年底加快0.3%(0.1倍标准差)。那么,未来五年中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可能将保持平稳,将逐步从2015年底的249%缓慢上升至2020年的265%。

他建议,在整个全球货币宽松在今年3月份进入尾声,这意味着无风险收益率都要上升的背景下,当前需要对国有资产部门、财政部门等做全面的“体检”,从而评估政策空间有多大,并重新考虑这时候去做强力的金融监管是否合适。(本文由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宋易康 杜卿卿采写)

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担任主持

第一财经研究院副院长林纯洁 研究员阚明昉发言

闭门研讨环节部分嘉宾

本次活动议程

主持人

杨燕青 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

13:00-13:30 签到

13:30-13:35 开场

13:35-15:00 报告阐释

邀请嘉宾:

朱 民 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孙 涛 前IMF高级经济学家(第一章作者)

高占军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第二章作者)

姜 超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第三章作者)

管 涛 中国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第四章作者)

彭文生 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附录1作者)

刘陈杰 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附录2作者)

阚明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附录3作者)

林纯洁 第一财经研究院副院长(数字货币监管)

15:00-17:30 闭门研讨会

邀请嘉宾:

朱 民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李 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宣昌能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

瞿秋平报告顾问、海通证券总经理

肖顺喜联合主编、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 钊中国金融出版社、报告责任编辑

蔡鄂生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

何建雄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

缪延亮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研究主管

张晓朴中财办经济一局副局长

邢桂君中国银监会大型银行部副主任

李继尊 中国证监会市场部主任

邓 舸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李正强大商所董事长

徐 林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

周强武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丁志杰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

熊 伟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术院长

周 皓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田利辉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肖立晟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

肖 翔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研究部负责人

陈卫东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崔 历建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宏观研究主管

许思涛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邓海清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夏令武光大云付副董事长兼总裁

李树华中国银河证券副总裁兼首席风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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